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04 19:15:00
李昀鋆在英国访学时参加当地的追悼会。（受访者供图）
“我究竟要哀伤多久？”
李昀鋆想过，或许是二十一年。她不知道哀伤是否会有期限，失去母亲时她二十一岁，跟母亲在一起的记忆也就这么长，按某种等值规律看，似乎熬过二十一年的哀伤，就能放下。十一年过去，哀伤却从未止息。
时间回到2014年，李昀鋆的母亲突发疾病去世。彼时的她在母亲去世后很快回归校园，继续学业、准备申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看似一切正常。事实上，她的哀伤只是被隐藏起来，她每天都会想起母亲。
“我的哀伤仿佛把我困在了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里，气球就那样明晃晃地放置在马路中央，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但无论我在里面怎样哀痛、发狂，甚至嘶吼，他们即使看到气球，也看不见我，更没有人会撕破气球来救我。”李昀鋆这样形容当时的哀痛。
为了了解死亡、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生后，李昀鋆选择做一个有关丧亲的研究，想为自己找一个答案。她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了一封研究邀请信，得到大量的阅读和转发，最终共有191位丧亲者报名。她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访谈，走进65位年轻子女的世界，最终有44位的故事被写入书中。
这些丧亲的年轻子女平均年龄约为25岁。在父/母离世时，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19岁，接受访谈时的丧亲时间平均为5.37年。李昀鋆发现，在这些年轻子女的丧亲叙事中，“节哀顺变”“时间治愈一切”等以往所谓的“丧亲经验”并未奏效。
实际上，他们的哀伤从未放下，更多时候只是不被看见。丧亲的经历冲击着他们原本对世界的认知，他们迫切想要找寻一个答案，重构认知秩序，但往往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外界对于死亡的避讳又在不断加深他们的哀伤。
研究后期，李昀鋆愈发深切地感受到，这项研究不仅关乎自身遗憾，更是这些丧亲子女与她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故事，她将之称为“我们的故事”。而在做文献回顾的过程中，李昀鋆也发现，丧亲的年轻子女群体比想象中的更加庞大，他们约占年轻群体的3.4%-11%。
1917年，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的《哀悼与忧郁》被视作丧亲研究的起源，他提出，个体如果想从丧亲之痛中复原，必须完成哀伤工作（grief work），与逝者实现情感分离。然而，即使是提倡“应该放下哀伤”的弗洛伊德，在女儿苏菲去世后，也曾在与丧子友人的通信中坦承，自己无法放下。
做这项哀伤研究前，李昀鋆也曾以为，通过对其他丧亲者的叙事和研究，自己能与失去母亲这件事和解，但完成研究后，她也未能做到。反之，随着研究的深入，她更加意识到，哀伤与爱其实是一体两面，“放不下的哀伤，恰恰是他们对父母剪不断的爱”。
2025年3月，李昀鋆关于丧亲的这项研究《与哀伤共处》出版。书名来源于她的博士生导师的一门课“Living with grief”，导师翻译为“与哀伤共存”，李昀鋆特意改成“共处”。
她觉得，丧亲者应该是有主动权的，“共存”只是表明“它存在于你的生命里，你未必可以撼动或者改变它很多”，但是“共处”就像一个朋友，“到了你的生命里，你可以学习怎么跟它相处”。哀伤不是病，“我不会想我要消灭它、解决它，我会接纳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代表着我对母亲的爱”。
李昀鋆想象过奶奶的死亡。奶奶是祖辈里年纪最大的，她们关系亲近。还在小学时，有一次她想到奶奶也许会在某天离开，恐惧得大哭起来，冲到房间里将脑袋死死埋在枕头底下，似乎这样就能将死亡隔绝在外。
这是她唯一一次想象亲人离世，却没想到，更早与死亡会面的是母亲。2014年7月25日，李昀鋆在自习时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母亲此前有“三高”，但一直规律服药，身体大体康健。在李昀鋆的认知中，“生老病死”，至少得有长期“病”这个过程，才会慢慢步向死亡。可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神志不清，说了一些含糊的话，李昀鋆怎么也听不明白。护士只让家人看了一眼，就让他们出去，继续治疗。
李昀鋆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她与母亲最后一次“清醒的会面”。接下来的三天里，她每天只被允许守在病床边十几分钟。母亲一直处在深度昏迷的状态，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心电监护仪上那条代表母亲生命的曲线在起起伏伏。
那时候，她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觉得进不去病房，也一定要待在医院里，她相信母亲能感受到她的守候，或许会更有生存意志。她固执地不肯离开，晚上和父亲睡在走廊的不锈钢长椅上。她向所有她知道名姓的神灵祈求，只要母亲醒过来，自己可以折寿十年。
命运无法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愿。母亲入院四天后，李昀鋆还是失去了她。隔天，她在停尸房外再次见到母亲，她没有一点害怕，反而有一丝欣慰，母亲的面容是安详的。她低下头，亲了亲母亲的额头、脸颊和嘴唇。
葬礼在江西老家举办，为期三天左右。李昀鋆记不太清自己做了什么，她整个状态是飘着的，意识发蒙，一切像在被推着往前走，葬礼上有许多事务都需要作为子女的她和哥哥来完成。直到送母亲的骨灰去往公墓，她才堪堪止住眼泪，担心母亲的魂灵因此舍不得离开。
李昀鋆本硕学的都是社会工作专业，也做过临终关怀志愿者，受过训练的她知道，表达情绪对哀伤的宣泄是重要的。回想母亲临终到葬礼的整个过程，李昀鋆一直觉得，自己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不仅在母亲临终前，向她进行了“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从头到尾，她想哭的时候也不会刻意克制。
更多丧亲者的哀伤被困在心底。李昀鋆访谈过一位女性，她的父亲因肺部感染诱发休克离世，当时她还在上大学。家人此前未曾向她透露过父亲生病的消息，等她见到父亲时已是他将不久于人世，脸白了，五官也浮肿了。她不想父母看到她伤心，只能不断掐着自己，竭力假装镇定。
父亲去世时，她似乎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崩溃的母亲不同，她没有哭，看似正常地去复印父亲的身份证，办理死亡证明。亲戚来了之后，她也只给自己两分钟哭泣时间，不想被别人看轻是“孤儿寡母”，觉得一定要扛住。葬礼也主要由她筹办，包括选墓地、火化事宜等，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克制哀伤，就连目睹父亲进火化炉时，她还在告诉自己要保持理性，不能哭。
这并非孤例。李昀鋆发现，很多时候，他们隐藏哀伤是权衡了自己的哀伤反应与“家庭”，甚至是“家族”关系之后的结果，即表达哀伤后会给他人造成何种影响，譬如被他人认为脆弱等。这意味着，哀伤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具有关系性，“他者”的角色往往在个体哀伤经验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塑造作用。
与此同时，参加葬礼或是参与葬礼的筹备工作常被认为是一个能够协助适应哀伤，完成哀悼的过程，但在李昀鋆的实际接触中，绝大部分年轻子女反而会因为要推进繁重的治丧工作，以葬礼为先，而不得不将哀伤隐藏起来。
有一位父亲因病去世的男性跟李昀鋆分享，在葬礼上，自己似乎特别麻木，哭不出来。他要参与葬礼的各项仪式，也要帮忙招呼亲朋好友，在其他人情绪崩溃的情况下，他只能压抑哀伤，觉得总得有一个人保持清醒，将各项流程走完。
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的丧礼能够帮助宣泄情绪的这种功能，好像在他们的实际经验里没有出现。”李昀鋆说。
李昀鋆是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2020年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丧亲、哀伤以及长者照顾。（受访者供图）
李昀鋆羡慕家中的物件，很多时候，物比人活得更久。家里摆放的那棵树，母亲走了，它还在勃勃生长；冰箱里还剩有母亲入院前做的饭菜，她拿出来，一口一口地嚼，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人走了，却还能吃到她做的菜——可是，这种味道再也不会有了。
李昀鋆以为自己能正常生活。她不知道失去亲人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她没听过哪个丧亲者过了很久还走不出来。更何况，她此前一直处理得很好，理性上没有太多遗憾，“所有经历过丧亲的人好像都在正常地生活，你应该也是正常地生活”。
葬礼后，她没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很快回了学校，继续研究生学业、考雅思、申请博士，看起来一切正常。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没有一天不想起母亲。
走到某个街口时，她会下意识地想拨通母亲的电话，却又立刻意识到，这个电话不会再有人接起。骑车时她也会不断回想，当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自己又不被允许陪在病床旁时，她会不会害怕？骑着骑着，眼泪便落了下来，她索性拐进某个没人的角落，停下来恸哭。
大脑像是终于迟钝地反应过来死亡意味着什么，情绪更加汹涌地反扑上来。“经历了我妈死亡这件事情之后，眼泪就是我生命的主题曲”。她抗拒去看心理医生，害怕治好是对母亲的背叛，似乎在大家眼中，哀伤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它解决掉，“哀伤停止了，你就不痛苦了，但这个代价可能就不会记起你的父母了，你会忘记”。
丧亲改变着她对世界的认知，她觉得一切都不公平：为何去世的是母亲？又为何是自己成为丧亲者？母亲是一个对自己苛刻的人，早年她下岗后，一家四口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为了省钱供他们读书，母亲的衣服补了又补，买菜时会特意走远路去郊区菜市场，只为便宜一点。
她们母女关系亲近，几乎每天都会通话，李昀鋆习惯跟她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些年，她能回报母亲的，也仅有在某年做英语家教赚了两千元，给她买了一件质量很好的羽绒服，后来又买了一个枕头。她常常想，如果母亲能再多等一年，她就能拿到去香港读书的奖学金，改善家庭条件。
作为大家庭中的长姐，母亲也常会去妹妹家中帮忙照顾外甥女。可母亲去世后，原本关系亲近的舅舅，却在葬礼上想要回母亲的嫁妆。母亲生前关系要好的朋友，也以家里有事为由推辞出席葬礼。“好人不长命。”李昀鋆说，她无法理解母亲的死亡。
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丧亲子女的想法。在访谈中，李昀鋆发现，对于“如何理解父母的死亡”这件事情，“不公平”是其中最常出现的描述。
一位26岁丧母的女性向李昀鋆坦言，母亲的离世摧毁了她先前对生命应有秩序的信任，人们常说“生老病死”，但有些时候并非如此，就像她母亲，未来得及“老”，就离开了，很不公平。
另一位父亲不到50岁就离世的女性也告诉李昀鋆，传统信念中的“好人有好报”在她的生命经验里并未奏效，她很难接受父亲英年早逝，“好人还有可能会早死”。她也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父亲离世三年后，她被同事邀请参加家庭聚会，看到对方一家人整整齐齐，还是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凭什么就要我来经历这些？”
这些年轻子女不断寻找父母死亡发生的原因，譬如将之归因为他人的责任，或者是父/母本身生活习惯不好等，试图让自己“想通”。但就像身处迷宫，人们往往以为前方另有一条通往出口的路，走近一看，却发现仅是高墙一堵——即使父母生活习惯不好，但世界上还有更多习惯不好的人，为何偏偏是自己的父/母去世？到最后，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只能用一句“这就是命”进行诠释。
在李昀鋆看来，当父母的离世撕裂了年轻子女原本连续、稳定的生命叙事时，他们也需要在追寻中重获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和理解，进而获得生命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年轻人的那份痛苦太重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突然有一个事情不符合你原来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一部分，想要理清整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往往，他们很难找到答案，“这就是命”的解释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也因此，他们对自我内在认知秩序的重构往往以失败告终。
李昀鋆总会想起母亲火化时的场景。工作人员让她进去捡骨头，母亲原本完整的身躯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堆破碎的白骨，捡起来还是热的，大一点的要敲碎，才能装进盒子。一旁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捡大的就好了，小的不重要。
这给她带来巨大的冲击，“人生努力了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她一下子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一切都是虚无的。如果母亲没有去世，按照原先的规划，她应该会完成学业后进高校当老师，但那时，她觉得这毫无意义，“难道我希望我死了的时候，我的墓碑上贴了多少paper（论文）吗？”
类似的意义危机也反复出现在其他丧亲子女的叙事中。有位33岁的女性跟李昀鋆分享，父亲去世后，她一度想结束生命，只因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感，对生活没有了追求的欲望。
另一位丧亲已14年的女性说，父亲离世后，她的精神世界活在过去，“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城中村，围绕着城中的这个破烂的大窟窿、贫民窟，盖了圈大楼房。外围再好，都掩饰不住它中心的那一部分，就是个大窟窿”。
母亲去世一年多后，李昀鋆意外遭遇了一场车祸，伤到了脑袋，醒过来时人已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十九天才得以出院。她更加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原来死亡也有可能降临在她头上，这迫使她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重新建立自身的意义体系。
李昀鋆把“时间不会疗愈”特意刻在了平板电脑上。（受访者供图）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人告诉李昀鋆，她是唯一一个听过他们完整丧亲故事的人，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同辈面前，他们都甚少分享过哀伤。
李昀鋆理解他们的感受。母亲离世后，她跟父亲通话，总会有意识地告诉他，自己很想念母亲，也很痛苦，每次回老家也会跟其他亲戚表达哀伤。但收到的反馈往往是劝她不要再哭，要放下，继续生活。这让她觉得似乎只有自己记得母亲，久而久之，她也就不再提起，独自承受这份哀伤。
除了考虑到不要让彼此伤心外，李昀鋆觉得，其实整个社会都不知道怎么公开谈论丧亲和哀伤。
她接触过一位父亲去世的女性，母亲和其他家人共同将父亲已离世的消息向她隐瞒了两个多月。在这种避讳的家庭氛围中，这位女性一直有意识地避免在家人面前表达哀伤。在和她交流的过程中，李昀鋆敏锐地察觉到，她似乎在无形中也习得了避讳态度，从头到尾没有使用过“死”字，分别提过两次“去世”和“离开”，却用了77次“事情”来代指。
“家人经历了同一个人的去世，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方式纪念他，这是很好的，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其实本来有很多疗愈的可能性。”李昀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家庭之外，李昀鋆基本不会主动提起自己的丧亲经历。读博士期间，李昀鋆在母亲的忌日，或是清明节等特殊节日，都会发朋友圈进行隐晦的纪念，但她从未公开说这个日子代表着什么，发文时也只会用“你”来代替，而不是“妈妈”。
她担心会被同辈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觉得她为什么一直沉浸在哀伤之中，如此脆弱。她曾在相熟的朋友面前袒露哀伤，哭了几次之后，也感受到了些许尴尬的气氛，朋友很想安慰她，但很多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同龄人少有相同的经历，他们会有些小心翼翼，或许还会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安慰他人，会不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结果就是“害怕触动你的哀伤，所以我不跟你谈”。在李昀鋆看来，中间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误会，让丧亲者误以为自己的哀伤并不重要，“觉得像在孤岛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到后来，在周围人聊起父母，譬如年夜饭话题时，李昀鋆也会自然接过话，说回家母亲会做某某菜。中文里没有过去时态，这样的描述如同一个小小的诡计，让人分不清她分享的是现状还是记忆，“其实你就是在撒谎，至少在对话里面她是活着的，会有这种小小的欣慰”。
她其实也担心会过多打扰朋友。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因儿子阿毛被狼吃掉后，不断和旁人诉说哀伤，最终沦为笑柄，遭人排挤。尽管鲁迅原意并不在此，但祥林嫂的确成为反面例子出现在其他丧亲子女的叙述中，他们担心反复诉说哀伤后，“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祥林嫂”。
长期以来，哀伤多被视作一种没有经济效益的情绪，丧亲者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从哀伤中恢复过来，重新投入工作。“大家认为哀伤就是一个很疯狂、失控的东西，所以要把它控制起来，需要给它不同的哀伤规则”，比如什么时间可以哀伤，什么样的失去可以哀伤，但哀伤完要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李昀鋆总结。
从这个角度上看，“节哀顺变”的思想也与这样的认知不谋而合，它要求丧亲者要节制哀伤，顺应变化。因此，当年轻子女的倾诉超过了“节哀顺变”的文化期待时，他人的疏离回应有时会让丧亲者感觉到自己不被接纳，甚至被边缘化，从而学会不再诉说哀伤。
“文化里面多多少少是不愿意去预备死亡的，即使我们好像知道‘死’这个字，但是死亡其实是被隔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的。”李昀鋆注意到，在英文里，grief是一个和死亡有关的情绪概念，但在中文语境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来描述这类情绪，反复使用的只有“痛苦”等，更没有一个中文词汇被普遍认定为专属于丧亲。
台湾学者蔡佩真曾在研究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华人的哀伤情感与死亡，就像是诅咒一样难以表达，一切关于自责、罪恶感和痛苦，都是那么强烈却难以用字眼表现。李昀鋆很认同，“你都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名字的时候，你怎么谈论它？”
这种无法公开的谈论往往不断加深年轻子女们的哀伤体验。“丧亲经验并非只有父母离世这一事件独立、线性且永久地决定，而是持续被塑造（加深或缓解）的动态改变过程。”李昀鋆在书中写道。
李昀鋆在签书现场与读者拥抱。（受访者供图）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昀鋆觉得自己“不正常”，为什么过去那么久还在哀伤？周围的人似乎都在往前走。父亲在母亲离世半年后就开始相亲，她一直被瞒在鼓里，直至那年春节回老家，她才被亲戚告知。
“感觉我的哀伤是个笑话。”尽管她觉得父母的关系更像搭伙过日子，但父亲这么快就放下哀伤，让她难以接受。在李昀鋆的坚决反对下，此事最终作罢。
对她来说，哀伤更像是一个连续的循环，在最初的爆发期过后，依然会在接下来人生的不同时刻里刺痛她。
第一年春节回家时，她明显感觉到整个家冷冷清清，窗户沾着不少灰尘，灯光昏暗，不像母亲在世时那般窗明几净，年夜饭也像是将就，气氛尴尬，大家都不知道聊些什么。毕业典礼上，别人的父母都来了，自己却只有父亲出席。她无数次地想，要是母亲能参加会有多好。
每每这个时候，心里的余震总是在提醒她，她失去了母亲。“它有点像个伤口，你反复磨，磨到最后依然有刺痛，但它不会像一开始那么痛。”李昀鋆形容。
对于有着丧亲经历的年轻子女来说，“时间能够治愈哀伤”更像是一道伪命题。一位四年前丧母的女性曾与李昀鋆分享，当她处在人生低谷时，会格外想念母亲，要是母亲还在，肯定会安慰她。她往往越想越觉得委屈，觉得“自己真的好可怜呀”，最终哭得稀里哗啦。
另一位丧母的男性则描述，在适应失去母亲的日子里，哀伤和想念“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慢慢向你涌过来”。他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爱吃这个菜；做家务时想到，母亲曾经告诉过他应该这样做。而这种突然的想念和触痛，是丧亲者余生都要适应的“功课”。
李昀鋆坦言，自己前期的哀伤“多多少少是有功能性的”，在原来的生活里，母亲能提供很多情绪支持和实际的生活支柱作用，“你的哀伤，其实也有一部分可能是你失去了这些支持和照顾，所以不断会想她”。但时间愈久，这种想念变得越纯粹，慢慢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年，李昀鋆一直保留着母亲的衣服和遗照，从香港读博到去英国访学，它们都陪在她身边。可她也渐渐意识到，即使没有清洗，衣物上属于母亲的那股气味还是在慢慢消散。
失去母亲的八年后，李昀鋆结婚了。她特地将母亲的忌日选为自己的婚礼日，丈夫很赞成。婚礼当天，她将母亲的遗照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背到教堂，放在第一排的长椅上，见证她的幸福。
丈夫是学哲学的，不避讳提及死亡，也很好地接纳了她的哀伤。他们家里摆放着她母亲的照片，有一天，丈夫突然跟她说，她的鼻子很像她的母亲，她几乎落下泪来。关于死亡的讨论也经常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希望葬礼是什么样的？想放什么音乐？选哪张照片？她一直遗憾，母亲离开得太匆忙，遗照只是将她身份证上的照片扫描放大，像素也不好。
很多年轻子女可能会想象，在进入婚姻，或者有了孩子之后，就能放下丧亲的哀伤，但李昀鋆说，“这是两回事。”事实上，亲密关系的幸福也难以完全填补丧亲的哀伤。“每一段哀伤，其实是跟你和逝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很相关的。”她说。
她记得有一位访谈对象，最开始答应她的研究邀请时尚未成婚，隔年进行第一次访谈时已进入婚姻并怀有身孕，但这些新的人生进程，并未让她忘记丧父之痛，她仍然觉得，“他的消失对我来说，让我更孤单了”。
这意味着，年轻子女的不断诉说、放不下的哀伤正是因为离世的父母是不可替代的，无论从情感还是功能的层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客观事实来说，伴侣的存在，客观上减少了你独处的时间，会分散你一定的注意力。”李昀鋆说。
这些年，李昀鋆没有梦见过母亲。或许是她潜意识中的某种抗拒在起作用，她很害怕母亲会像舅舅或其他家人一样，在梦中告诉她，要放下哀伤。
最近有一位朋友跟她分享，他每晚都会梦见去世的奶奶，他们此前并未好好道别。奶奶总会告诉他，要好好的。他醒来时才发现，袖子都哭湿了。李昀鋆问他，如果可以，他想不想更改在医院里与奶奶告别的时间？他立刻说不要，如果改了，就梦不到她了。
这样的梦境多少给出了安慰，虽然带着痛苦，“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如果她在我的梦里出现了一下，有一些重新见到她的幸福感。”李昀鋆说。
目前，李昀鋆在香港中文大学全职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失去母亲让她的人生选择发生了变化，她更希望未来能从事帮助丧亲者或临终病人相关的工作，为此，她同时在本校申请了一个偏实务型的在职社工硕士，参加了两个相关实习，一个是陪伴无家者，另一个是给丧亲人士提供辅导咨询。
这么多年过去，她早已接纳哀伤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也知道它仍会时不时地触痛她，但她觉得没关系了。她有时会刻意去听一些让她想起母亲的歌，主动触碰它。
“哀伤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是不计较成本效益的，是很单纯的一份对母亲的想念。在哀伤的那份痛苦里，我会很真实地感觉到自己活着，（母亲）好像也依然用另一种方式在你的生命里活着。”
李昀鋆总是想起那个让自己理解丧亲之痛的疗愈时刻：九年前，她去旁听博士生导师陈智豪的课程，他在课上说，“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她瞬间就哭了出来，直到在回去的校车上，依然在流泪。她反复咀嚼这句话，一下子释然了。
“为什么我这么痛、这么哀伤？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她。她就这样死了，我还是想要爱她。”她说。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编 李慕琰